王东京｜为何说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不是“零和博弈”？

         据外媒报道，近日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切断美国供应商与中国华为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，禁止包括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美国供应商向华为提供任何产品。这一鼓动“筑墙设垒”“脱钩断链”的行为，再度引起国际社会担忧。

　　近年全球经济在低迷状态徘徊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王东京在其新著《中国经济突围》中指出，西方国家贸易管制愈演愈烈，其中一些国家专门瞄准高科技领域对他国实施“卡脖子”。在产业分工全球化的今天，为何出现此现象？如何看待各国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博弈？中新社“东西问”近日就此专访王东京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您在新著中提到，西方国家贸易管制愈演愈烈，其中一些国家专门瞄准高科技领域对他国实施“卡脖子”。请问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为何出现此现象？

　　王东京：在我看来，最直接的原因是国际分工。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指出，分工提高生产效率，并由此推出了一个重要结论：一个国家按“绝对优势”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增进人类福利。后来大卫·李嘉图进一步拓展，指出一个国家即便没有绝对优势，按各自的“比较优势”分工也可双赢。斯密和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无疑是对的，不过二者有一个共同前提，即贸易自由。所以，在国际分工条件下，一旦贸易受到限制就有可能被“卡脖子”。

现今产业分工已经全球化，出现“卡脖子”现象，与产品的全球供求状况有关。国际市场上的商品，有的供给过剩，也有的供给短缺。一个国家对供给过剩的商品有需求，自然不会受制于人，但若对供给短缺的商品有需求，就容易被人“卡脖子”。

　　国际分工是一把双刃剑。参与国际分工虽可共赢，但若某产品在国际市场供给短缺，而国内又对其存在刚需，就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。因此，如果一国不生产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商品，则迟早会被人“卡脖子”。乌克兰危机以来，欧洲正是因缺少能源自主，才被扼住咽喉，导致能源危机愈演愈烈。

中新社记者：当前，一些西方国家鼓动“脱钩断链”。这会对国际分工和贸易循环产生什么影响？如何看待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各国博弈？

　　王东京：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从分工起笔，由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推展到产业分工，然后到国际分工。如此浓墨重彩地探析分工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。或说，只有通过分工和自由交换，一个国家才能走向富裕。1817年，李嘉图出版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，通过理论模型解释分工理论，提出国际分工的参与者都是赢家，没有输家。

　　过去，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同发达国家贸易是受剥削，而今天，发达国家却认为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是自己“吃亏”，发展中国家“占便宜”。若理解李嘉图的分工理论，便可知这两种说法都是错的。

　　由上总结，第一，一国要致富，应根据各自的比较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；第二，成本是放弃选择的最高代价，各国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应从机会成本角度权衡；第三，自由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前提，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应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，维护贸易自由。

全球化发展的今天，世界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、彼此分割的状态，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，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也不是“零和博弈”。当前，一些西方国家鼓动“脱钩断链”，造成国家间贸易不自由，会深刻影响国际分工，影响国际贸易循环的畅通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美国已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，是国际分工的最大受益者，为何近年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？

　　王东京：美国社会曾流行一种观点，认为美中贸易不平衡，美国长期逆差，中国顺差，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是希望借此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。实际上，美国贸易逆差说明美国从中国买到了所需商品，而中国却较少从美国买到所需商品，只是用商品换回美元。中国贸易顺差并不代表中国“占便宜”，美国贸易逆差也不代表美国“吃亏”。

　　再有，二战后美元一直是国际中心货币，美国只要印出美元，就可在全球采购商品，而中国要进口美国商品，必须先出口商品换回美元。这样，美国贸易就难免有逆差。事实上，美国今天不仅对中国有逆差，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逆差。

所谓“贸易平衡”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幌子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真实目的是维护美元霸权。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，日元挑战美元，1985年美国却用一纸《广场协议》将日元击败；1999年欧盟19国推出欧元，2002年正式流通，结果2009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，至今欧元一蹶不振。2010年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人民币国际化提速，于是美国将矛头对准中国。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大动干戈，正是由于对美元底气不足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日前，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《外交事务》杂志撰文表示，中国的崛起，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，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。您如何看待逆全球化？

　　王东京：对逆全球化，不仅东西方国家态度不同，西方国家也非铁板一块。归根到底，不同国家存在不同利益，利益决定态度。美国倾向脱钩，是担心中国崛起动摇其霸权地位，明知脱钩会付出沉重代价，仍一意孤行，目的在于围堵中国经济，对中国“卡脖子”。

　　朔尔茨明确反对与中国脱钩，这是明智的。中国是迄今为止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，领先于荷兰和美国。据德国经济学家测算，如果与中国脱钩，德国将失去中国庞大的市场，所遭受的损失将是英国脱欧损失的6倍。

中新社记者：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，中国应如何冲破壁垒？如何避免被“卡脖子”？

　　王东京：一国对供给短缺的商品有需求，就容易被“卡脖子”。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、买不来、讨不来的，若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、高度依赖进口，被“卡脖子”在所难免。

　　如何避免被“卡脖子”？第一，被“卡脖子”的往往是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产品，所以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，绝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。第二，关键核心技术是具有觅价权的垄断性技术。为避免受制于人，必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。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性技术、撒手锏技术、颠覆性技术，三者同等重要。尤其要在颠覆性技术领域超前部署，重点突破。发挥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，在某项颠覆性技术上领先一招，方能扭转被“卡”局面。(完)

      王东京，经济学家，历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、教务部主任、教育长、副校长。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，一直深受学员好评。所撰写的“与官员谈”系列丛书在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中引起强烈反响。 在《经济研究》《管理世界》《财贸经济》《改革》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，在《经济日报》《学习时报》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等报刊撰写专栏文章近千篇。主要代表作有：《王东京经济学讲义》《经济学笔谭》《经济学反思》《经济学分析》等。